幺哥馮春：從長江漂流勇士到中國漂流運動的奠基人‌-長江首漂40周年紀念專訪

訪談時間：2026年2月13日

訪談形式：視頻電話

受訪人：幺哥馮春

受訪人簡介：馮春，1957年生於成都，1986年，他作為中國長江科學考察漂流探險隊的主漂隊員和舵手，和隊友們一起，從長江源頭沱沱河下水，歷時176天，參與了人類歷史上首次長江全程漂流，終點抵達東海，成為中國探險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現為中國探險協會監事，中國探險家俱樂部創始會員，玉樹市漂流總顧問。中國漂流探險運動開創者之一，累計漂流里程超過1萬公里。2008北京奧運火炬接力手，2009年被中國國家地理官網譽為“萬里漂流第一人”，同年榮獲第三屆“中國當代徐霞客”榮譽稱號，2024年榮獲“中國十大探險家”榮譽稱號。

採訪人簡介：彭緒洛，博物學者，科普科幻作家、探險旅行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探險協會理事，中國科學探險文學領軍人物，第十屆“中國當代徐霞客”榮譽獲得者，《澳門文化旅遊報》欄目主編。畢業於武漢大學，出版作品《我的探險筆記》《重返地球》《野人寨》《寫給孩子的自然探險筆記》等100餘部，獲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澳門國際兒童文學獎“最佳科普獎”等多個獎項。曾探險南極三島，徒步環阿爾卑斯山勃朗峰，穿行多個雅丹魔鬼城、神農架原始森林無人區、烏孫古道和古蜀道，攀登過哈巴雪山和玉珠峰，實地科考過三江源，穿越過可哥西裏和羅布泊，到達過樓蘭古城、西藏阿里等神秘之地。

彭緒洛：1986年長江漂流時，您頂著單位和家人的反對加入隊伍，當時是如何說服他們的？‌

馮春：當時父親是堅決反對，甚至要斷絕父子關係。母親是攀枝花市武術隊的教練，搞體育的，她是不支持、不反對，表示理解。後來還到成都來給我送了一千塊錢，買了一個相機。

單位的放行，也是一種機緣巧合，最開始單位不讓我去。那個時候，沒有單位的蓋章，沒有家裏的簽字，完全去不了。詳細過程是這樣的，1985年11月，四川省地理學會向四川省政府報告，請求支持。1986年2月，四川省政府主持召開首次籌備會議，成立了長江漂流籌備領導小組。當年2月27日，四川省地理學會在攀枝花市礦務局召開“長江科學考察漂流探險學術討論會”，召集了很多報名的隊員，我也報名參加了。那個時候單位就是讓我去開會，也沒有說同意我去參加漂流。我一看我們攀鋼科協的部長和副部長也來參加會議，馬上找他們，我說我是攀鋼的，攀鋼就我一個人報名，希望得到你們的支持。他們回去馬上給上面寫了一個報告，然後有一個副總經理批示下來，實際上就是機會來了。後面攀鋼公司來了兩個人把我母親叫到廠裏簽字，就是簽免責承諾書，承諾在過程當中發生任何傷殘死亡，我們絕不找單位提出任何要求。最後就這樣拿到了調令，所以說當時要參加這一類的探險活動很難很難。

當時出發時，自己坐火車到了成都，沒有一個人送行。後來我們漂流時，漂流艇要經過攀枝花市，一進入攀枝花市，就看到岸兩邊是人山人海，金沙江兩岸有一個標誌性的大橋叫渡口大橋，在橋的右岸，我當時就看到我們單位拉的一個大橫幅，我一看，我們廠長書記在江邊敲鑼打鼓。

彭緒洛：您是在什麼機緣下知道了長江首漂活動？在簡陋裝備和缺乏經驗的情況下，您是否曾懷疑過當年這次冒險的可行性？‌

馮春：是1985年9月5日的《四川日報》。當時第1版刊登了戴善奎撰寫的長篇通訊《長歌祭壯士》。其實我是9月6號看到的，也可能是7號，因為攀枝花市的報紙要從成都運過去，所以至少第二天才能看到。我當時就是一個工人，我有一個習慣，中午在食堂打了飯，會到收發室去看報紙、翻雜誌。當時一下子就翻出來這張報紙，很長的一篇報導，我是一口氣看完的。我看完關於堯茂書的報導以後，就激動地睡不著覺。戴善奎最後落尾是，“堯茂書在長江的浪頭上‘前僕’了，然而，他的浩氣永存斯世。”我就想，堯茂書“前僕”了，我們可以“後繼”啊。因為我在初中的時候就說從攀枝花市可以漂到上海，我是有這個夢想的。但是那個時候我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什麼管道或資訊，所以就只能繼續上班。

時間到了1986年元月份，有一次回家，在市群眾藝術館門口有一個賣報紙的，好像是廣播電視報，頭版頭條位置有篇文章叫《萬里長江又一漂》，內容是說，繼西南交通大學青年堯茂書之後，在四川省地理學會等單位的支持下，一支群眾自發組織的長江科學考察探險隊，擬在1986年進行人類史上尚未成功的長江漂流探險。我一看要重漂長江，這下有機會了。第一，有單位了，四川省地理學會，肯定在成都！第二，群眾自發，我就是那個群眾。我自己就跑到成都去了。我運氣好，那個時候資訊不暢通，如果沒有看到那張報紙，我也就錯失這個機會了。

進入探險隊後，肯定要進行一些訓練，橡皮船是重慶長江橡膠廠的，船上可以坐5至6個人，槳是木制的，再就是普通的救生衣。我們的裝備很簡陋，可以說是“小米加步槍”式的。我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國外的那些先進裝備，他們已經武裝到牙齒，裝備上不對稱，但是中國人有這種民族自信，我們就這樣出發了。

有沒有懷疑過這次冒險的可行性？說實話，有句話叫無知無畏，完全沒有意識到會出問題啊！

彭緒洛：長江漂流中，哪次險情讓您最接近放棄？最終如何堅持下來？‌

馮春：其實剛出師就不順利。我們是要去長江的源頭開始起漂，汽車把我們送去一段距離後，然後徒步走到源頭。走進去第二天我就出現了脫水，因為喝了生水拉肚子，一小時拉了七次，脫水了，整個人幾乎休克，還沒有隨隊醫生。有隊友知道我拉肚子，說我如果走不動了，就給我放頂帳篷，放點吃的，如果有牧民來就把我帶出去。你想想方圓幾十公里沒得人，不是被狼吃了，就會被熊吃了，走肯定是走不出去的。我一口氣吃了一瓶黃連素和一瓶痢特靈，想著多吃一點快點好。我也只能想到這個辦法，當我吃了藥後，整個人就暈了，實際上就是藥物中毒了。我後來什麼也不知道了，結果第二天淩晨五點多醒來後發現好了，就這樣，我就又跟上隊伍走了五天，最後走到了長江源頭。

為啥子不放棄呢？因為前面我講到了，我們太不容易了。你來參加這個活動，親人、朋友、單位都知道你來對吧？就哪怕心頭有恐懼，我都要上，不能丟臉。實際上是這種東西戰勝了我的恐懼，即使後來發生了翻船都沒得啥子。

彭緒洛：11名隊員遇難後，您為何堅持漂流？又是如何面對倖存者的心理壓力與社會期待？‌

馮春：1986年長江首漂，我們科漂隊犧牲5人，洛陽隊犧牲4人，中美隊病逝1人。堯茂書是1985年犧牲的，但如果算“長江首漂”這個完整事件，他是先驅，我們是一體的。所以我說11人。

網上的數據有多種，說9人的，是指在水裏面犧牲的是9人，因為還有兩人是陸地上遇難的，一個是美國人高反遇難，一個是青年記者回去發稿被石頭砸中遇難。說10人的，是指1986年犧牲了10人，但算上1985年犧牲的堯茂書就是11人。

隨隊《青年世界》的記者叫萬明，才23歲，他趕回去通過電報發稿，被落石砸中遇難。所以說戶外探險一定要戴頭盔啊，可惜那個年代沒有這個概念，沒得經驗。

當出現這麼多遇難事件以後，對於我們倖存者，心理上當然也有影響，有個別隊員說不能再漂了，祖國人民會原諒我們啊，他就再也不下水了。當然對於大多數隊員來說，覺得能來參加這個首漂活動，太不容易了，認為絕對不能半途而廢。當時很多人覺得放棄的人是怕死，但是現在回想我覺得要充分的理解，本來就是自願，這又不是上去打仗，對吧？

彭緒洛：如果重新選擇，您還會參加當年的長江漂流嗎？‌

馮春：肯定還會，肯定還會去啊，肯定會，這就是幺哥骨子裏的血性。可惜的就是當年理念落後，裝備落後。今天不一樣了，先進的裝備齊全，也知道了漂不過去的地方可以上岸，漂不過去就不漂了，當年哪里知道。

彭緒洛：參與2004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漂流後，您如何理解“科學漂流”與“搏命漂流”的區別？‌

馮春：2004年，我跟著四川省科學探險協會去美國漂流科羅拉多大峽谷，7月13日，我們9個中國人外加1個美籍華人和當地漂流公司的協作人員組隊下水，漂流了15天，總里程370多公里。

去漂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一直是我們夢寐以求的，這也是第一次中國漂流隊的遠征，去了以後我就提出要在漂流艇上插中國國旗，最開始他們不同意，經過我的力爭最後他們同意了。後來我又爭取成了舵手，並在一段複雜的漂流區域，我憑著多年的“讀水”經驗，選擇了一條最適合的路線，最後贏得了美方隊長的認可，允許我可以在漂流船上抽煙。漂了15天後上岸，正好那一天是7月27日。18年前的7月27日在葉巴，我們長漂三名隊員遇難，我跪在江邊，默默地念著犧牲的隊員名字，告訴他們，我替你們完成了遺願。

也是去參與了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的漂流之後，才知道他們國際慣例，是預測漂不過去的地方就不漂，是可以上岸的，他們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我們當時沒得這個概念，就是往前沖，因為要一寸不落。並且還上升到國家層面，被拔的特別高，國家領導親自批示，還成了中國十大新聞。還有他們講究“科學漂流”，每天漂流時間不超過五個小時，留出更多的時間去看風景，去恢復體能。

還有他們的裝備都很先進，比如槳是炭纖維的，我們的槳是木頭的，泡水之後很笨重。想想我們每天漂流時間過長，體能和精神都過度消耗，遇到危險，就得聽天由命。

彭緒洛：您如何將“理性漂流、量力而行”的理念傳遞給中國漂流者？

馮春：這主要靠自己去認識，初生牛犢不怕虎。喜歡這個領域的人，都有個性，只有吃虧之後才會醒悟和反思。當然，我會努力去推廣這些年來用生命總結出來的漂流經驗，期待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能夠給他們提供借鑒和參考，推動中國的漂流走向理性。

彭緒洛：在推廣漂流運動時，您如何平衡“探險精神”與“安全意識”？

馮春：走的路多了就有了安全意識。這和開車一樣，開的多了就越開越慢。安全意識其實就是準備。精神上的準備，心理上的準備，裝備上的準備，還有經驗上的準備。準備的越豐富，安全意識會越強。

彭緒洛：您認為中國漂流運動從從民間探險到科學探索經歷了哪些階段？‌

馮春：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1986年長江漂流和1987年黃河漂流，那時就是為國爭光，不惜犧牲，追求一寸不落。

第二個階段就是1998年的雅魯藏布江漂流，這時我們已經知道知難而退。有一段16公里的峽谷，我帶著五個人去現場看了後，選擇放棄。如果漂了那一段，有可能會全軍覆沒，我那時是副隊長，要對隊員生命負責。那之後國內再也沒人提“一寸不落”這個說法。活著回來，比漂完全程重要——這個道理是用生命試出來的。

第三個階段就是2004年的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漂流，向國外的先進漂流理念學習，把他們的規則、理念、裝備、技術帶回來。比如我掛在書房的這個舵，就是當時我在美國漂完後，他們送給我的。

中國的漂流還是小眾，目前沒有專業的漂流協會，沒有非常規範的組織、教材及課程。最重要的一點，沒有開放江河。

彭緒洛：如果當年長江漂流採用“科學漂流”模式，結果會不同嗎？‌

馮春：我從來不去想如果，因為人生也沒有那麼多如果。何況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還有有限的物質基礎、科技水準，也不足以支撐起這樣的假設。我更願意向前看，我希望把這些更先進的漂流技術和經驗傳授給後人，不希望再有人重蹈我們當年的覆轍。

彭緒洛：1998年雅魯藏布江漂流時，被巨浪卷走的瞬間，您腦海中閃過的念頭是什麼？‌

馮春：當時我在後面掌舵，一個前浪沖上來，一個後浪緊接著追上來了，船受阻變慢，就把我卷下去了，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就十秒鐘，在水裏十秒鐘，有一個記者寫過一篇報導《生死十秒鐘》，我抓住船四周的繩子，馬上就爬上來了。一瞬間，來不及反應和思考，水太大把褲子都沖掉了，那麼短的時間凍的連話都說不出來，冷的發抖。如果脫船了就危險了，會被沖走，也會失溫。第一反應就是求生，本能的反應。也是以前的經歷和經驗救了自己，不放棄的本能。

彭緒洛：右腳被竹樁刺傷後，您如何克服截肢風險與心理恐懼？‌

馮春：雅漂時，我們漂到林芝的派鎮，這一段大峽谷400公里有兩千米的落差，還有瀑布，落差太大了，根本沒有辦法漂，就改為徒步。走了第18天的時候，江灘上一處竹樁把腳戳傷，當時只擦了碘酒，依然拄著拐杖跟著走。走到墨脫時，有人提意如果走不動了，就停下來，第二年再出來。我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咬牙繼續走。後來到了拉薩，送走了隊員們後，發現傷情嚴重了，從腳一直到膝蓋全發黑了，很恐怖。後來是到了格爾木軍隊醫院，在清創時醫生從我右腳大拇指裏挖出一根2公分長的竹簽，說你腿保不住了，只能截肢。可是，截肢了我還怎麼漂流？我不甘心，幾經輾轉回到成都，終於在川醫（華西醫院）治療保住了傷腿。我運氣好，醫生都感到是奇跡。

心裏實際上當時也沒想那麼多，就是走出大山，回到人間。我覺得就是一種信念嘛，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沒事，又是一段經歷，我的經歷很多嘛，這次差一點坐輪椅。所以說我覺得經歷才是一個人的精神財富。

彭緒洛：與長漂的“壯烈”不同，雅漂為何堅持“零死亡”？您如何用“老炮兒”的倔強說服團隊放棄冒險？

馮春：零死亡其實很簡單，就是漂不過去時，就不漂了，基於對生命的尊重。

1998年9月8日，我們雅漂隊從海拔5590米的雅魯藏布江源頭傑馬央宗冰川出發，一路順江而下，開漂後的第17天，漂到一個叫抗耐村的峽谷口前。這個峽谷左右是兩座高達5000多米的高山，山頂終年積雪，峽口呈U型狀，一眼望進去，峽口有一處三級灘，再往裏就看不見江水了。我長漂時的老隊友楊勇對我說了一句：“老幺！沖過去算了！”但我根據多年的經驗和教訓，沒加思索地就回答：“不行！一定要看一下。”

我、楊勇、楊浪濤、老包、羅浩一行五人，在當地一位藏族嚮導的帶領下出發，用了近10個小時走完整個峽谷。看到峽谷中有很多地段呈U型狀，江面上礁石林立，水洞、跌水、險灘密佈，四級、五級、六級的險灘接二連三。根據多年的漂流“讀水”經驗，我基本上可以判定險灘的級別和難度。江水猛烈衝擊礁石的咆哮聲，如萬炮齊轟，讓人膽戰心驚，越看越緊張，越聽越害怕。大家不禁倒吸一口冷氣！好險啊！真險啊！我也收起了標注險灘的筆和紙，還有什麼用呢？根本就無法漂嘛！

經過儀器測算，峽谷全長16公里，落差144米。如果我們當時貿然沖進峽谷，後果必將是全軍覆滅，更何況這只隊伍大多數都沒有漂流探險的經驗。最後我們決定放棄抗耐峽谷段的漂流，並請當地村民幫我們把裝備和物資運出峽谷。

我是這支漂流隊的副隊長兼教練，因為參加過1986年長江漂流，所以在整個過程中，大家對於我提出的建議還是比較尊重的。說實話當時在提出這個建議時我並沒有想很多，憑的就是經驗。但就是這個建議決定了“雅漂隊”的命運，如果我們真的憑藉一時之勇沖過去，“雅漂隊”必然全軍覆沒。如果再死那麼多人，中國的漂流運動不知還要沉寂多久。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幸運。

彭緒洛：您是否將漂流中的“向死而生”精神應用到生活中？‌

馮春：生活是生活，戶外是戶外，不能同日而語。也許你到戶外很堅強，但是你一回到都市裏頭，反而還不適應。還有一點是真正的現實生活太複雜了，戶外反而單純的多。

彭緒洛：聽說您當年組建了中國第一支大學生漂流隊？

馮春：是的，那是在2005年的時候，四川大學一個老師找到我，說他想訓練漂流隊，就這樣子，我在四川大學組織了中國的第一支大學生漂流隊，目的是推廣漂流運動並培養年輕人才。但是很遺憾，後來種種原因嘛，我就離開了。我離開後，這支大學生漂流隊就解散了。想想那是2005年，如果堅持下來，那是不得了哦。

彭緒洛：在西藏林芝推廣漂流時，聽說您又組建了中國第一支藏族漂流隊？

馮春：那是2009年，我受邀到西藏林芝組建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漂流隊，為玉松灘計畫做準備。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支隊伍的隊員都是從當地藏族同胞中招收，他們有的是返鄉大學生，有的是牧民家的孩子。所以這也是中國第一支藏族漂流隊，我帶他們訓練了三年，將一個個對漂流沒有絲毫概念的年輕人，培訓成能在江河上往來自如的專業漂流隊員。

經過近三年的考察，玉松灘計畫於2011年4月28日成行，我們從派鄉碼頭出發，漂流8公里，險過雅魯藏布大峽谷的第一灘——玉松灘。

後來我就去了新疆，我在一個地方不會待很久，我主要是做漂流的推廣和傳播，三年差不多了嘛。

彭緒洛：擔任青海玉樹市漂流總顧問期間，您如何將漂流與生態旅遊、文化保護結合？‌

馮春：2014年1月份，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玉樹市委書記蔡成勇，就聊到漂流運動對提高城市影響力的作用。他突然說：“馮老師，你能不能來玉樹工作3年？”我說好啊，因為巴塘河是玉樹的母親河，從玉樹穿城而過，落差、水流量都具備承辦賽事的資質。於是我擔任玉樹漂流總顧問，經過努力，三年以後，協助玉樹做成全國首個漂流世界盃賽。

2016年4月9日，國際漂流聯合會主席喬·威利·瓊斯來玉樹考察，就在金沙江邊，我向他講述了30年前波瀾壯闊的長漂故事。他讚歎不已，連豎大拇指，原來他當年差點參與了長漂。這真是遲到了30年的會面。3個月後，2016年玉樹漂流世界盃成功舉辦；接著，2018年玉樹又舉辦了漂流世界錦標賽，那可是國際漂流A級別賽事。如今，以漂流世界盃和漂流世界錦標賽為代表的文化體育旅遊活動已經成為玉樹的新名片，作為一名曾經的參與者，我感到非常開心。

彭緒洛：玉樹漂流世界盃的成功舉辦，對您個人和中國漂流運動意味著什麼？

馮春：對我來說，是還了一個願。1986年美國人要來漂長江，我們提出“中國的長江中國人首漂“。30年後，國際漂流聯合會的主席站在金沙江邊，聽我講那段故事，聽完豎大拇指。不是他們服了我們，是我們終於坐在了同一張桌子上。對中國漂流運動來說，是正名。

以前一提漂流，外行人覺得是亡命徒、神經病，家長不讓小孩碰。世界盃之後，玉樹有了國家級高原漂流培訓基地，這算是一大進步。

年輕人終於可以說：我玩漂流，這是運動專案，不是瘋子。

彭緒洛：您如何評價自己從“漂流者”到“推動者”的角色轉變？‌

馮春：年輕時候我是舵手，只管掌好自己那條船。

現在我是推船的人，我不僅要參與划船，還要保證它不翻。

累嗎？肯定累，但內心快樂著。

以前面對的是江，現在面對的是人。江有脾氣，但江不撒謊；人有期待，也有誤解，有熱情，也有複雜的一面。

我停不下來，我想用後半生把漂流作為一個運動專案推動和傳承下去。

有人說我是“漂流教父”。教父不敢當。我就是江邊一個老頭，船壞了我會修，人摔了我能扶。年輕人願意跟我學，我就教。教到教不動為止。

彭緒洛：請問 “幺哥”綽號的由來？

馮春：長漂時，我是舵手，一船之長。四川人一般喊船長為“老大”，隊友戲稱，你不能當“老大”，只能當“老幺”，“老幺”在四川是最小的，但我並不是最小的。他就是一種尊稱，實際上這個幺哥是漂流界對我的一種尊稱了。1998年漂流雅魯藏布江時，我是副隊長和教練了，隊員們就不敢再叫“老幺”了，就親切地稱呼為“幺哥”，後來探險界和戶外界都習慣地稱呼“幺哥”。當然，我們當年一起漂長江的隊友還是叫我“老幺”。

彭緒洛：您把漢江曹操的“袞雪”二字帶到了美國，請問是什麼原由？

馮春：2003年稅曉潔組織的漢江漂流，當時有徐曉光、王方辰、楊勇等人，我們漂到了漢中，在當地博物館我就看到曹操的書法“袞雪”這兩個字。當時就把我吸引住了，但是我還不知道他的含義，就看介紹，原來是形容雪浪翻湧的激流，我去美國的時候帶了幅“袞雪”拓印版，這是一種國際文化交流。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了，形容一個激流，國外形容這個叫白水，白色的水翻滾，曹操形容叫“滾雪”，滾動的雪，又生動又形象。更何況，這還是曹操的真跡，就更有意義了。

“袞雪”二字當時對我的觸動很深，甚至說是震驚，原來激流還可以這樣表達。

彭緒洛：您這些年一直沒有停止漂流，您準備漂到多少歲？

馮春：原來我曾說過要漂到80歲，實際上我是想表達漂到80歲以後再說，我相信我能漂到80歲。我現在新目標，是酒要喝到80歲，漂流要漂到90歲。實際上就是給自己的一個目標和動力。人生要有目標，我一想到我還有20年啊，就覺得自己很年輕嘛，是的，就這樣子的。

彭緒洛：近70歲高齡為何仍報名馬拉松？是否想用奔跑證明“老炮兒”的腿腳還硬朗？

馮春：2016年，我在青海玉樹工作，當時正好有個馬拉松，這時我突然想起來，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986年長江首漂時，我有個隊友叫孔志毅，他參加了成都馬拉松。當時我從攀枝花市去成都，下了火車我就看到他拿著長江漂流的那個旗幟，就在那兒跑，我還跟他打招呼，他是個解放軍軍官，1986年7月27日在漂流長江上游金沙江段葉巴險灘時，不幸翻船遇難，時年33歲。30年後，我突然想起這件事，我其實是為他在跑。我從2016年開始跑馬，現在是跑了3個全馬，四個半馬。

我馬上滿69歲了，我今年還想跑一個“成馬”，兩個原因，一是想紀念長江漂流40周年，第二個是紀念我這個隊友，我是代表他跑的馬拉松。

目前腿還硬朗，幾乎一週五天健身，不練不行啊，主要是想以後我還要漂流，要給別人做個表率，給後面的人做個榜樣。

彭緒洛：您認為未來中國漂流運動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馮春：最大的挑戰就是水域的開放。目前沒有開放的水域漂流，沒有場所。相信只要放開，自然相關的俱樂部都來了，只要做好安全管理就可以了。